1600年岁末，南海县商人陈体全（九江镇河清一村），收得货银回广州。船到广州后，他匆忙上岸。货银遗落在船上，被一位名叫李升佐的同船旅客拾获。李升佐也是南海县人(西樵镇太平李村)，颇谙医道，在广州开设一间中草药店。李升佐不见利忘义，整日在码头伫候，终将遗银璧还失主。陈感李高义隆情，品德诚实，意欲酬报，被婉言谢绝，于是他诚恳提出，拿出遗金半数，投资于李经营的中草药店。李谦辞再三，终不能却，只好应允。于是，两人用红柬写下合伙文书，曰：“本钱各出，利益均沾，同心济世，长发其样”。并将其店号定名为“陈李济”，意为陈李二人合伙经营，同心济世，自此，“陈李济”的店号就在广州城南双门底挂将起来。
陈李合资后，李致力于搜集古代固有成方、验方，选用上乘药材原料，悉心研究炮制技术，终于以精湛的工艺，制成多种别具一格的古方正药。清朝初年，“陈李济”的产品已在国内颇有声誉。为了扩大影响，他们每年趁学子赴京应考之机，运送大批产品至京展销。蜡丸，这种独特的药品引起人们的注意，那神奇的疗效更使它逐渐赢得了声誉。学子们考完试回到各地便以京都见闻来传播“陈李济”的蜡丸，并视为珍品馈赠亲友。从此“陈李济”蜡丸便名闻遐迩，成为“广药”的代名词。
有一次，同治皇帝偶患感冒，腹痛、吐泻不止，御医合议，建议试服“陈李济”出品的“追风苏合丸”，果然奏效。皇上大喜，遂钦赐“杏和堂”三字为封号，同时钦准该厂储藏用作原料的“旧陈皮”为贡品，多年向朝廷进贡。因此，在清同治年代，该厂又称为“陈李济杏和堂药厂”。
“杏和堂”这一封号，在民国初年政府颁布“商标法”时，该厂便将此三字组绘成盾型商标，立案注册，沿用至今。只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1967年)被迫停用，陈李济药厂改名为广州中药二厂，统一使用“广中”牌商标。拨乱反正后，于1979年重新恢复陈李济厂名和“杏和堂”商标。
陈李济药厂的整个发展过程，可概括为：创建于明末，兴起于清末民国初，发展于新中国建立后。创业初期，药厂只雇三数工人，前店后厂，手工生产，是典型的小作坊形式。后来由于产品声誉日高，加之善于经营，除赴京展销外，产品还远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据史料记载，当时“陈李济”出品的一粒“追风苏合丸”，在云南省怒江、西双版纳一带，可售一个银元。那时国内中成药行业已形成了北京、广东、江浙三大基地，其中北京以同仁堂为代表，江浙以杭州胡庆余堂为代表，广东则首推“陈李济”。19世纪20年代，随着出国谋生华人，“陈李济”的产品被引销到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缅甸、印尼等地。清咸丰六年(1856年)又在广州十三行开设一个批发所，作为产品输出、洋药原料输入的口岸贸易机构。1900年，英法联军入侵广州，老铺不幸毁于炮火，遂将药店暂迁佛山豆豉巷(现为升平路)。英法联军战事既平，即复厂广州，佛山为支店。后来有人因此讹传陈李济药厂始创于拂山，此乃误会。佛山支店直到1954年公私合营前才申报歇业。
1922年，“陈李济”在香港皇后大道中206号开设香港支店，1935年又在上海北四川路开设上海支店。后因抗战爆发，不便经营，遂将上海支店职员改派往新加坡大马路再设分店。1942年香港沦陷时，香港支店转往澳门新马路开设澳门支店，因营业不景气，不久便告歇业。1948年，又曾在马来西亚筹办分厂，因人事不和而中途废止。1948年冬，到台湾筹设支店(地址在台北市博爱路)，虽推出十几个产品共五六万盒，后因伪币贬值，无法维持下去。1935年以前，每届年关前夕，该厂必派员带货赴潮安县开设临时批销点，营业额甚大，信誉甚高。所有这些支店和分点，形成了一个跨省、跨国的经济网。民国初年，已进入产销的“黄金时代”。
1917年，正当“陈李济”的事业进入鼎盛时期时，竟出人意料地陷入困境。这并非产品或经营上的原因，而是败在“陈李济”两族族人竞相“挖企业的墙脚”。由于“陈李济”的招牌硬，信誉高，两族人便以为捧着个金饭碗，无休止地在厂内滥用浮支，以致大大超过实际盈利。加上当权者全不讲生财、用财、聚财之道，致使企业一蹶不振，负债累累。然而这一桩坏事后来又变成了好事。由于两族人氏从中吸取了教训，筹谋振兴之策，乃凭借第七传族人中李朗如的地位(李当时在孙中山总统府任参军等要职)，力挽狂澜，使“陈李济”得以振兴。此后，“陈李济”又经历过两次衰败。一次是在解放初期，当时本厂的掌权者陈叔平、陈汝昭不理解党的政策，抽走流动资金，挖掉部分骨干员工，甚至把珍藏多年的1000公斤“厂宝”——旧陈皮调走，将广州总厂的管理核心移到香港分店。总厂存货逐渐售空，加之要清还前债，生产停滞，陷入困境。当时员工仅剩93人，面临着停工、停薪、停伙的威胁。幸得政府和上级工会的扶持，组织生产自救，方维持下去。1956年，上级主管部门(广州市医药工业公司)决定以陈李济名牌老厂为基础，先后并入神农、伟民、冯致昌、何弘仁、万春园、变相堂、橘香斋等7家制药厂和一家甘泉药社、一家专业加工蜂蜡的个体户“大生合记”等，组成广州陈李济联合药厂。从此，又迈进了兴旺的时期。最后一次衰败发生在60年代初国家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其时不但多种中药材紧缺，连辅料蜜糖、酒、蜡等也如凤毛麟爪，供应困难。加之粮食不足，职工生产情绪大受影响。其时，不少群众因缺乏维生素B2而患水肿病，本厂便接受上级下达的任务，改行生产一种所谓“营养药饼”。那是用黄豆、玉糠为主料，配一些利水去湿的中药材而制成的，这样，传统的中药蜡丸被迫停产了，药厂变成了“饼厂”。职工们把这一段历史戏称为“打饼时期”。随后在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指引下，该厂才得以恢复经营本业，直至今天。
当今医学昌明，药品浩如烟海，更新换代日趋频繁，唯独我国特产的蜡壳药丸长盛不衰。这是因为大多数中药材含有糖、淀粉、挥发物等成份，极易吸潮、霉变或招惹虫蛀，但用蜡壳包裹后，能久存而不变质。198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专门委托北京科教制片厂，将“陈李济”的蜡丸生产工艺拍成电视录像片，向国外报道。
细究“选料必须上乘”，其特点是：应用中药阴枝的就不用阳枝，应用根茎而绝不用其叶。严格遵循药材的炮制加工规范。现该厂尚保留有百年文物的木质楹联：“火兼文武调元手，药辨君臣济世心”，可见前辈们在炮制技术方面是甚有见地的。如炮制鹿茸末，必须选用东北枝茸，规定“燎去茸毛，用尖刀刮清，开片后再用酒炖使用”。这是因为茸毛会引起人体咳嗽，所以须刮清，生茸服后会拉肚子，因此要开片炖透。经过这一系列独特的加工炮制才入药，使药物能发挥最佳效力。清末民初，该厂便能生产膏、丹、丸、散、油、酒、茶、锭八个剂型，主要产品有琥珀抱龙丸、追风苏合丸、附子理中丸、全鹿滋肾丸、湿病紫雪丹、天王补心丹、救急通关散、万应如意油、参茸卫生酒、万应午时茶、太乙紫金锭等。其中以首创的各种蜡壳药丸声誉最高。
“陈李济”经过五年奋斗，初步完成了企业发展的总体规划，就要起飞了，然而它缺少最后一对螺旋桨——80年代的知名度，它太需要树立现代企业的新形象了。厂领导班子苦思冥想，终于找到一个名目——385周年厂庆。他们假座白天鹅宾馆，把省、市领导请来了，把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先生请来了，把文艺界、新闻界的艺术家和记者们请来了，把医药的同行和商业界的朋友也都请来了，陈李济药厂385周年厂庆轰动了羊城。
近411年来，陈李济一直驻足在北京路，1997年搬迁至广州大道南，据说是基于发展经营规模的考虑，现已拥有一个符合现代化要求的工业厂房。这家典型的小作坊式生产企业已发展建设成为现代化国家重点中药企业的老字号。
